中國式春運透視：經濟高速增長難改城鄉觀念

這些本來不是農民工的故事。

在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化潮流後，那些曾經隻望著門前、想著屋後土地的農民，成為“回家”願望*強烈的群體，也是遷徙途中**的主力，這支數以億計的隊伍，掀起了巨浪般的潮水：春節前湧起，春節後退去。

途中記憶

我生長在四川西南的山區，“文革”之前縣裡很多科局長都是南下乾部，有的是當兵的，到了那裡軍裝一脫就成了局長，這些人主要是山西人，也有河北的。另一些來自山東，聽父親說是南下乾部，也穿著軍裝，以前都是一腳泥，後來**黨教他們識字，學得好的到我們這裡把腳上的泥一洗就是科長、股長什麼的。

到我記事的年齡，他們在我那個農村一樣的小縣城裡已經有十多年工齡了。無論是山西人還是山東人，閒適開心的時候我都會從他們嘴裡聽到一些打仗的故事，中間會冒出家鄉如何如何好的描述。這時，他們時常做出思考的樣子，使故事停頓，間歇中我偶爾會說：“大伯應該回去看看。”是啊，他們總是這樣回答。

1971年成昆鐵路通車，大人們在開玩笑的時候會說，“老王，回家鄉去看看啊。”領導高興的時候還會加一句“我批準你去，給你開介紹信。”那時候出門要路條，出省還要憑介紹信換國內糧票。但在隨後的很多年裡，我不記得他們誰回過“家”。我問媽媽他們怎麼不回去，媽媽告訴我，就那麼幾十元錢，吃飯都不夠，哪有錢回去啊。也是，從縣裡到成都，光是火車硬座票，一個人單程就要花去半月的工資，何況山西、山東那麼遠！

回望過去，他們實際上和我父母一樣是新中國的**代“農民工”：參加“**”之前全部在鄉下種地。在新中國*早的一些年月，“農民”的味道並不濃，在城裡就是城裡人，在鄉下就是鄉下人，那時候城市的魅力並未超越土地的吸引力，即使在1958年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製後。甚至到三年災害時期，一些人還脫離**隊伍，回到鄉下去守望土地。

後來，城市跟著祖國一日千裡，而農村卻依舊牛車慢行，差距日漸擴大，鄉下人“農民”印記清晰起來，南下的山西、山東客漸漸根除了回老家種地的念頭，但身份的優越和明晰並冇有磨蝕他們思鄉的情懷，回家的渴望依舊強烈。

改革開放以後，經濟條件好了，南下的人們歲數也大了，家裡老人還健在的終於有了回家的行動，張大伯一家回山西去了。本來請了一個月的假，結果不到20天就回來了。我問老張的兒子怎麼回來那麼快，張同學叫我彆聽老張胡說：他家冷死人，乾的連“水氣”都冇有，不過下雪很好玩，是他自己呆不住，還是我們家好。再往後，老張就在他兒子的家鄉離休了，一直到故去也冇回過山西。

張同學的家也是我的家。他說的“水氣”，是夏日清晨彌漫鄉野的薄霧，是冬日雪霽後縈繞山巒的輕紗，清新得可以洗肺。

我懂張大伯的行為，山西隻是他記憶的情節，幾十年的生活融化了他，有“水氣”的地方才是他的家，是他的**故鄉，那裡才有他真正熟悉的一草一木。這是張大伯在後來的日子裡一直不離開的原因，他就在家，回到家裡就再也冇離開家。

每當看見車站潮水般的浪湧，我就會想起張大伯他們。如果城市不是驛站，而是有“水氣”的故鄉，那麼，奔波千裡的巨潮必然退去，“回家”的路也不會在甜美的記憶裡充滿艱澀。

然而，今天的事實是，農民還是農民，農民工改變了工作的地方，但有些環境他們仍然無法改變，除了底層薪資不敢張望昂貴的住房，醫療、子女的學業等等，都是問題。他們擠在狹小的工棚裡忙碌一年後，期待春節攜帶積存起來的微薄薪水，回家去看看父母、看看孩子。對他們來說，家鄉是成長記憶，也是窗前飄落的黃葉，回家的路程到底還有多長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從來不去考慮，也許就是這個原因，回家的路才變得那麼漫長。

轉型路口

阿亮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，即使懷揣數億人民幣也很難掩飾樸素的農民心態。也許是城鄉的“剪刀差”在他幼年的腦海裡刻上了卑微的痕跡，有家鄉故人來京，他多半是大方地帶著我們去到某個**的場所，在完成隻有他有能力出資的程序後，一如既往地高調宣布財富又增加了多少。除掉這些，阿亮的房子、產業什麼的，都很讓人羨慕。偶爾我會想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阿亮也會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。不過，在他心情不安的時候可以去中國大劇院聽聽世界**樂團演繹的馬勒第五交響曲，也是很愜意的生活，就是不知道阿亮心裡裝那麼多錢，是不是還有地方裝下這些品味。這種酸酸的臆想，就和農民想皇帝天天吃豬肉大蔥餃子一樣，充溢著平庸的安慰，好在我不是農民，而阿亮是，他還是農村戶籍。一些農民工的問題也是他的問題，像孩子讀書，“我就比你至少多花了30萬元！”他曾經對我說過。但“回家”不是他的問題，對他來說無論走到哪裡，都是財神駕到，在路途和驛站都會有賓至如歸的待遇。回家，是農民工的問題。

戶籍對阿亮們來說已經冇有意義，這樣的成功人士到處都有，為數還不少。但和數量龐大的打工隊伍相比，他們的存在似乎被湮冇了。英雄是個彆的，金字塔底部是默默無聞的絕大多數，任何社會都是如此。而那些更低矮一些的農民工更像埋在土裡的基礎，社會有時候都忽視他們的存在，比如正常地加薪晉級，比如廉租房，等等。因此，在一年的辛勤忙碌後，他們更迫切地要回家。

幾年前我去看我的中學，晚上老同學相聚，才知道萬仔已有多年的打工經曆。他並不認同打工如我想象的那般辛苦。在哪都是乾活，生活要求冇城裡人高，隻要不下館子，每年都還有積蓄，自己就是個農民，身份也不可能改變，從不動留在城市的念頭，就是孤身飄蕩在外，老是特彆想家，老婆、孩子，是不是？真的很想。這是萬仔的記憶。所以無論多難，他每年都回家，是回家巨浪的微小驅動者。至於路途，那就冇什麼了，“不辛苦，好多人很多年都不能回家，我可以回家已經很幸福了。”他說。

萬仔家就在城邊上，經濟條件允許他回家。不過他不再跟著退潮湧進城市了，頭一年城市的擴大使萬仔一家人告彆了農村戶口，家裡也蓋了一棟樓，現在開個小鋪子做點小買賣。隻是變成“城裡人”的孩子又繼承了父親衣缽，湧向大城市。按照萬仔的觀點，在大城市能學到很多東西，機會也多，要是學精一門技術，還能在那裡紮下來，何況縣裡那麼小，要是不出去也是遊手好閒，就像他的兒子，隻有出去一條路。萬仔還預謀用自己多年攢下來的錢送孫子到外麵去念書，“我們中學已經好幾年冇有一個本科生了。”他這樣解釋他的計劃。

他說的是我的中學，是那個昔日要考上清華、北大才可以驕傲的中學。還留在那裡當老師的同學無所謂地說，這個不怪他們，好一點的老師早就被市裡省裡的好學校挖走了，而學生更是從小學就開始篩選，學習好點的，父母咬著牙送進市裡的學校，這個長那個長的孩子也是錢多的在省會，錢少的在市裡上重點中學，縣長、書記家都不在這裡，其他的還用說麼？“連萬仔這個農民都不願讓他的孫子在這裡讀書，你想吧。”他們說。

我能想什麼呢？我想起從前“周大學”、“李大學”在公共廁所裡進進出出的縣醫院。“你知道吧？那個中專都考不上的，現在是醫院外科的**把刀。他隻進修過一年啊！”這是現實的答案。早先我隻聽說川醫畢業分配在市醫院的丘同學去了成都。

看著膨脹了很多倍的縣城，想著喧囂的北京……這就是現實，城市發展需要我的農民兄弟，卻又不接納他們。十年前那群眼光迷茫的農民工換成了胸懷理想甚至雄心勃勃的青年，現實驅使他們融入城市的願望膨脹。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失望了，一年後拖著困倦的眼光回家了，心裡想著不再去助推那個回家的浪潮。等回到家，過年的日子和家人的親情很快修複了他們的情緒。安靜下來他們又背起行囊，隨巨潮退去，艱澀的潮起潮落又開始繼續。

大時代印跡

過節回家，數十億人次的短期遷徙，是個無論運力提高多少倍都難以承載的重負，也是大時代的印跡。

和張大伯他們解放初期的南下一樣，他們本應該找到**故鄉，並在那裡安頓下來。但是，與張大伯他們不同，解放軍進城，麵對的是製度轉型，社會結構並冇有發生質的變化，城市不需要專門的驛館來存儲他們，與城市眾多的人口相比，少之又少的他們一脫下軍裝，就無聲無息地消散在城市的街道上。

麵對今天社會結構的巨大轉型，阿亮們也隻是偶或經過的彗星，來不起風，逝不走雨。隻有巨潮般來去的農民工才是曆史巨輪的推動者，他們是滿天的星鬥，是風，是雨，是這個社會結構巨變的巨幅風景。

遺憾地是那些高樓林立，已然發達樣子的城市和習慣擁有前衛光環的城市文化，這次落伍了：城市和她的占據者冇有意識到大時代的巨變會顛覆舊有的社會結構，城市並冇有準備好驛站接待農民工同誌，甚至在20餘年的潮湧麵前拒絕和排斥他們。等到城市化進程迫使我們改變觀念的時候，他們的隊伍已經如此龐大，以至於城市難以容納。

在風景的另一麵，奔向城市的農民工自己也冇有準備好——這不怪他們，長期被“先進城市”光芒籠罩的農民們，自覺意識已經被吞噬的所剩無幾，他們不僅缺乏心理準備，更缺失文化素質準備。比起體力，城市更需要的是技術文化的準備。

早些時候有一份學者的城市規劃，彼時日本經濟正如日中天，於是專家們提出了日本模式，要建設大東京那樣的大都市群，在祖國的京津、長三角和珠三角聚集一半的人口。現而今，還冇有完成計劃的四分之一，城市就疲憊了。於是人們又想起了德意誌：不超過100公裡就有經濟、文化、醫療……一樣發達的城市，雖然人口並冇有百萬之眾。於是我們開始或者是準備開始“城鎮化”。

好，真的很好！如果納稅人的錢不再向中心城市淤積，一旦優勢資源(學校、醫院，等等)分散到中小城市，那樣，矮牆邊上沐浴陽光等著工作的人就消失了，他們再不需要背井離鄉，更不會“愚昧”地製造折磨自己的回家浪潮。

隻是城鎮化需要的是人的“城鎮化”，這種改變不僅是政府的事，也是農民自己的事。如果城鎮化的隻是高樓，那麼回家的路還很遠、很長。

我們原本可以不離家遠行的。